人生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且不断寻找的过程，能不能给年轻人更多的尝试和包容空间，让他们成为不那么紧绷的一代。

冰川思想库特约撰稿丨沸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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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已经陆陆续续有人开始了“二阳”，但经济正在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阴霾已经是共识。

和大家预期有差异的是，虽然经济增长正在呈现逐月复苏态势，但就业形势似乎更加严峻了。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16-24岁劳动力调查失业率（以下简称青年失业率）为20.4%，相比3月上升0.8个百分点，为2018年此数据定期公布以来的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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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0年以来，青年失业率曲线呈逐年上扬态势，并且曲线每年均呈倒“V”型增长，7、8月达到年内高点。而从2023年前4个月的数据来看，也基本符合这一趋势。因此也有专家预计，今年的下半年，随着新一波毕业生加入市场，青年就业形势可能会更加严峻。

统计局的这一数据能够在最近高校就业办的焦虑中找到印证。毫无疑问，对于刚刚走入职场的第一代00后们来说，这个世界过早地展现了丛林法则的残酷。

但反过来说，这未必是一件坏事。这样说或许有些残忍。但相比35岁时遭遇中年危机，在16-24岁遭遇求职挫折，可能未必是件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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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的上升，从供给侧来看，这当然也是必然的结果。

要知道，在就业大盘中工作岗位的最重要来源，不是当下年轻人趋之若鹜的公务员抑或是国企事业单位，而是占据市场主体最为庞大的小微民营企业。而在过去的数年时间当中，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寒冬。并不是所有企业都熬到了黎明，更多的水面之下的企业倒在了上一个冬天。

但相比相对平滑的整体失业率数据，青年失业率的持续高企，可能未必完全要从供给侧寻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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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年龄层次来看，目前处于16-24岁的这一代青年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家庭，其父辈基本处于70前后，在过去四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中，除非特殊情况，否则家庭都拥有了一定的财富积累，不至于使得年轻一代要直接面临生存问题。

在没有生存压力的情况下，满意的工作某种程度上就变成一种玄学：能不能获得个人成就感、收入水平不能低于学长学姐、整顿职场反对加班这些以往在中国求职市场中可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选项，如今被置于更突出的位置。

这种变化也使得这一代年轻人相比尚且还保留着紧缺年代饥饿记忆的80后以及更早的先辈们，有了更多“说不”的勇气和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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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到的是，在当前的就业市场中，就业难和招工难的两极分化现象正在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分化。

比如此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出现年薪25万元却招不到瓦工的情况。一面是挤满求职市场月薪三四千求白领职位的大学生，一面却是找不到年轻工人的建筑业和生产线蓝领岗位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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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错配本身就足以证明，相比高企的失业率可能会产生的经济冲击，当下更值得忧虑的是就业的结构性失衡以及背后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均衡问题。

相比真去工地“搬砖”或者去电子厂打工，考公、考研、出国或者是直接在家“啃老”，甚至是从事自媒体、开网约车、送外卖，显然都是比去从事一份不满意、受约束或者被认为不体面的工作来得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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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其实早就能够在发达经济体的历史中得到印证。

今年4月，英国《金融时报》发布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及到了全球“啃老族”越来越多的问题。该文章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啃老族”比例已经上涨到了20%以上，达到了近20年来未有的“高度”。

他们甚至早就已经为这些人命名——那些不升学、不就业、不进修或参加就业辅导，终日无所事事的群体被称为“尼特族”（NEET，Not currently engaged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而那些依靠父母供养而迟迟未走向社会、如同小袋鼠般藏在妈妈袋子里的年轻群体被称为袋鼠族。

当中国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站在中等收入国家门槛之上，中国的年轻人和当年发达经济体的年轻人一样，在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之时，对于工作意义本身的看重变得日益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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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的Z世代拥有了相比他们的前辈们更多的选择和底气，加上本身大环境的处于收缩状态，他们原地躺平其实并不奇怪。

最近在国内也开始流行的一个词，“gap year”（间隔年），它是发达国家一种生活方式，是学生在升学或毕业工作之前的一次长期旅行。相比国外对于GAP year的包容，中国的职场历来没有这样的传统。

中国小孩从生下来开始，就被灌输要出人头地、奋勇争先。从学区房卷到奥数班，从清北卷到常青藤，中国人的奋进勤勉，在下一代教育上体现得格外清晰。

而且在制度设计上，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甚至更强化了这种从学校到工作岗位的无缝连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应届生的身份格外重要，这不仅关系着户口、社保等等一系列问题，甚至还关乎着你的工作选择范围以及未来很多年的职业生涯路径。

这也是很多人看到青年失业率上升就很焦虑的原因。

但我相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在20岁左右就想清楚自己到底对于什么感兴趣、并愿意为之投入终生几乎是不可能选项。人生必然是一个不断试错且不断寻找的过程，能不能给年轻人更多的尝试和包容空间，让他们成为不那么紧绷的一代。这样的选择说不定会带来更多的可能性。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供给侧的调整不重要。如果我们的民营企业们能够从衰退中恢复、并提供更多有竞争力有吸引力的岗位当然是最优解，与此同时，能不能打破收入和观念的藩篱，让那些缺人的岗位变得更有吸引力、最终获得需要的人才是更长期且关键的命题。